梁启超传读后感

梁启超传读后感(集合十二篇)。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1

交织着自由与闲适，奋斗与自强，成长与成熟的大学生活，有时也不可避免的迷茫与失落。此时顺校园闲步出去，看看校外之景，便觉豁然开朗心情大好，其实一本书，一杯淡茶，也能助我走出机械，走出电子的荆棘。让那一袭烦恼伴随茶香飘到窗外。读好书是享受，《梁启超家书》不仅有助于了解梁先生的生平，更有助于我们排解生活与学习的烦恼。有了大学问家，教育大师的教诲，我们也许会像他的九个子女一样优秀。

梁启超，成名于戊戌变法，是戊戌变法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近代学术大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共同创办清华大学文学院。除了早年政治上的先觉者，到后来的教育大家学术大师，他还是模范家长，他九个子女个个成才，都是国之栋梁。在某种程度上，可比苏洵、苏辙，苏轼一门。

《家书》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写给第一任妻子李惠仙。主要是梁先生在国外

逃亡与访学期间与身处澳门的妻子的交流。关怀备至，温情脉脉，而又有大道理的穿插。精彩的一篇谈到梁先生在美国遇到华侨女郎并陷入爱恋之中事，他谈到女郎的仰慕乃至主动追求及那女子的优秀，及自己的一时意乱情迷，将自己当时的情形完全汇报给了夫人。妻子动怒，禀报岳父大人，并回信称男子可以三妻四妾。他又苦苦相劝，说妻子不明事理，自己早年与嗣同君创立“一夫一妻”会，绝不会背弃。一场家庭纠纷被完整呈现。后来梁先生也说到做到，主动与那女子保持距离。

另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是写给子女的。梁先生常年与家人分居，聚少离多，

但他十分关心子女的成长与学习。在教育上很有自己的见解。很注重子女在自然科学的学习，注重所学科目与国家需求的联系。晚清垮台后，梁先生担任过当时政府的部长。父亲是部长，又是德高望重的大家，还要学习吗? 还需要找工作吗？梁先生却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女，不允许孩子依靠家庭。

他的九个栋梁子女，其中还有三个院士，这样成功国内仅此一例，国外也只

有为数不多的大仲马、小仲马父子；汤姆逊父子；伯努利家族。为什么梁家的孩

子如此有出息、如此爱国，答案全在这厚厚一叠家信中。信中表达了一种最特别也是最超前的教育理念，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也毫不过时，因为它包含着永恒和经典的做人真理。

梁先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也不忘在书信中教育他的孩子们必须爱国。爱国，就像一颗种子，他把它种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成长??而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又不是守旧的、固步自封的，他深知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是旧中国最需要的。他让孩子们像海绵一样吸收国外最好的知识。为了使其最大化地吸收知识，他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方向，这些专业方向又是中国最需要的、最有用的。他的很多子女是在国外学习与成长的。而放到国外的孩子们又像牵在他手中的风筝，当祖国需要之时，他就把他们拉回来为国效力。梁家所有的孩子没有一人留在国外，无论当时的中国是战火连天还是贫穷困苦。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爸爸梁启超是那么地爱国，他心里没有小小的“我”，他让每个孩子都志存高远，从小就把责任放在心里。

梁先生还关心孩子的人生伴侣，他最得意之作就是长女梁思顺的丈夫周希哲和长子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当然他从来没有强迫孩子，他只是太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他们会喜欢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做终身伴侣，而他阅人的本领又是那么厉害。他欣赏林徽因的才华，对她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当得知林徽因的父亲意外离世后，他第一时间在给梁思成的信里写了这样的话：“我从今以后，把她（林徽因）和思庄一样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度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大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艺术界做些贡献??” 梁启超从此承担了林徽因全部的学费，而当时的林徽因和梁思成还没有结婚，都在美国读大学。

“学习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越多越急，不见得便会受益。”女儿思庄考大学时没考好，梁先生及时安慰。梁先生告诉她：“清华是个安乐窝，太舒服，会使人懒于进取！“当女儿梁思庄刚到国外学习，一时无法适应，在学习上有些跟不上时，感到非常沮丧和痛苦。梁启超在信中写道：“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当梁思成在国外的学习中感到进入“瓶颈期”，不知道该如何前行时，梁启超在信中说：“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急它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1前的中国是什么模样，怕难于想象，从那些旧照片中我们看到的是长辫子、三寸金莲、长袍马褂和那无一例外的呆滞的眼神。而此时的梁启超在给儿女的信中称呼自己的孩子“宝贝”、“baby”，常常说：“我爱你们，我想你们，想得厉害??”他一时兴起就会在信里写：“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 梁先生给儿女们的信比孩子给他的信多很多，作为父亲，亲自给孩子们写信，亲自与孩子们交谈，与他们谈学习，交友，恋爱，生活，政事等等，梁先生将每一件事娓娓道来，没有家长作风，又与今日的家长拉开多大差距。今人说父母与孩子有代沟，其实代沟不可怕，可怕的是激活代沟。父母应主动缩小代沟，和孩子们多交流。孩子开始时可能不愿理你，但久而久之，你们会相处的很好。

即使如今的父母能像梁先生这么直白地对孩子表达感情也不算多，也仅限于那些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成功人士如李开复。孩子对父母说些动感情的话也常常觉得难为情，而百年前的梁启超已经这么对他的孩子做了，将自己的情感直白地、坦诚地告诉孩子们，使得他的孩子们每一个都成为了感情丰富、激情澎湃的人。

梁先生对子女的教诲涉及方方面面，可谓无孔不入。他用浅而易懂的语言向孩子解读因果报应的佛家观点，家书内容是梁思成的兄弟梁思见因学习、做事而迷茫困惑不解而写信向兄长倾诉，梁启超看到儿子们的信件，给儿子回信说因果是有报应的，做了坏事再做好事是不可抵消的，做坏事一定要受到惩罚，会泱及后辈子孙。梁启超先生用这短短的几句，告诫儿女们做人做事的底线，正是这些传统的一脉相传，让他的儿女们知道做错事做坏事的严重后果，使他们的人生旅途多了座右铭，多了航标灯，多了舵手。梁家儿女九人成才的旅途也从梁启超先生的短短几句家书中窥见一斑，令每个看过这几句具有佛教哲理的短句而震憾。

梁家儿女九人成才的旅途也从梁启超先生的短短几句家书中窥见一斑，令每个读者震憾，在这样的教诲下，不成材似乎变得困难。

给人影响深刻的：“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其实这不仅是梁启超对自己孩子的期望，也是他对所有中国年轻人的期望。自信的梁启超从来都把自己当作年轻人的榜样。晚年的梁启超除了大量的政务缠身之外，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到各地大学演讲，即使是疲劳不堪，即使晚年身患尿血怪病，即使手术误切了他的好肾，他仍然难以停下做对年轻人有益的事。他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少年中国》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读《家书》不仅学习梁先生的为人，更要牢记他的教诲，他的教育理念。因为这理念已经经历了实践的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大学太过闲适，就很容易出问题。今天和朋友进网吧，明天进酒吧，后天进球场，周六KTV(周日睡觉），以致你发现抽不出时间去学习。是大学太舒服？，大学本该这么舒服？相信看了这本书的同学一定不会再这样了。

读一本书，学习一种理念。放松的同时开阔了视野，解除了烦恼。所以说读一本好书是和高尚的人谈话。你是否看到了梁先生的身影呢？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2

有人评价梁启超是中国近似百科全书的人物，我读完这本书，深有同感，我被他的胸怀和大格局所折服。本书以时间主线，分别从少年、婚姻以及与同时期历史人物的交集，给我们客观展示一个真实的梁启超。

梁启超30多年的政治生涯，与光绪、康有为、孙中山、谭嗣同、章太炎、袁世凯、段祺瑞、蔡锷等都有很深的联系，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每件大事情都与他有联系。他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个词的人，也是最早向中国杰少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提出过“少年强则国强”的口号，100年后的今天，这同样是我们的口号。他是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铺砌了中国近代思想文明的道路。

梁启超做人有大格局，在因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而与之反目，在康有为死后，梁启超却为他守灵，哭了三天三夜，他气量之大，能容下常人不能容之事。梁启超早年解除到西医文明，觉得这是能学以致用，强国利民，极力推广，就算是协和医院把他的右肾割错的情况下，也极力为西医辩护。大格局者，爱国、无私、开放、宽容。他一心只有国家，他的大格局是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审时度势修炼出来的。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的这首诗来形容梁启超在合适不过了。我们人人都能做到不为名，不图利，世界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3

自从我们中学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以来，我们都离不开讲维新变法的那一段历史，更离不开讲其主导的重要领袖康、梁二人。然而，囿于惯性的认识，每当我们总结或回顾那段历史时，总是容易以大是大非的角度，直陈其利弊，批判其教训，以期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但难道历史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吗？

历史不应该是仅凭无数人的生活经历而汇入的江河之水吗？或许，承认这个前提，我们去阅读具体到个人的传记时，才能明晰即便个体很渺小，但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更何况，作为“一言兴邦”的梁启超，那位在教科书上已经被贴上历史标签的他，理应作为更为鲜活的人，为我们所更进一步地认识。

《梁启超传》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当我读完这本书，放下那本历史厚重的书时，我松了一口气。我感觉自己仿佛从那段风云变幻在历史穿越回来，一时回不过神来。

这本书以纵横交错的方式描写了充满血肉之躯、感染着人们的梁启超。而书中凸显梁任公在教育理念、为人处世、家国情怀方面的细节之处，尤为值得回味再三。

教育理念

一个人对他人和外界的看法往往与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生活经验有着重要的关系。梁启超的教育思想首先是基于家庭教育。祖父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同时还经常跟小时候的梁启超讲述古代忠臣孝子的故事，使得梁从祖父身上看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了祖父忧国忧民的气节。

而父亲谦恭仁爱，不辞劳苦一清乡里之风气，也为年少的梁树立了典范。梁家早期教育的核心是立志和做人，这与当下急功近利、过于强调出人头地的许多家教方式相比，梁家的方法似乎不太实用。正如当下的读书，许多人认为读好书是为了考好试，考好试是为了有好文凭，有了好文凭就有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有高收入、好生活，但却忽略了读书的宗旨其实是人格完善的培养与塑造。

正是这一点，才应该成为教育的根本本质。

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教人做人，学人做现代人。梁认为，要做成一个人，要做到“三达德”，即教育要在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分别做到“教到人不惑”、“教到人不忧”、“教到人不惧”。他说生平最服曾国藩两句话：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告诫孩子们：“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他认为要做到心地光明，“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要磨练意志上下工夫，不要“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

任公教育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开明智慧，注重实践。他的实践有很多方面，特别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办报，通过参与创办并担任《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等等，通过文笔为当时的中国人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启蒙。

另一个实践，便是办学校。他通过在湖南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的机会，将自己维新变法中开民智的理念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强调立志是根本，经世是核心。他指出：

“学者既有志于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贵利达，耳目声色，游玩嗜好，随在皆足以夺志，八十老翁过危桥，稍不自立，一落千丈矣。”至于所言经世，又与唐宋以来所说的经世不完全一样，要解决的是当时的实际问题。

师友情深

谈到生活，梁启超与许多才华横溢、傲慢自大的人不同。在我看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真诚和真性情。对待自己的爱人伴侣，他相敬如宾，不仅非常依赖妻子的李夫人以及后来的王夫人对他在生活上的照顾，而且对爱妻的拳拳深情也在他的许多书信中表露无遗。

对待自己的师长友人，他既极力尊重维护，同时又坦诚，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与师康有为相处，梁启超一开始是完全跟随老师的思想主张的。如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所说“戊戌以前的梁启超只能算作康有为的走卒”，但“戊戌失败后，康的思想始终没有一点变化，（而）梁思想言论渐渐地脱离康的羁绊，要立起异来了”。

面对老师的责怪甚至怀疑其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梁启超真诚地说，如果先生认为我的意见不对，批评我，教育我，我愿意接受，但也希望能辨明是非，如果说我有二心，想要自立门户，“则不敢受”。而当后来康有为支持乃至主导张勋复辟，梁为了表示对共和的呵护和坚持，不惜与老师决裂，说“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不过在那10年之后，康有为在上海做七十大寿，梁启超作为学生，仍然是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亲往祝寿并撰写《南海先生七十寿言》，被认为“情文并茂，传颂一时”。

与既是老师又是朋友的黄遵宪相处时，梁启超始终尊重他的深刻思考和体贴。后来在时局的剧烈变动中时，他们仍携手并肩，共为进退，所谓“平生风谊兼师友”是也。正因为梁对他的真诚与尊敬，黄遵宪也对梁毫无保留地交流与引导，期望梁能用好手中的这支笔，“一眼兴邦，一言丧邦。

茫茫禹域，惟公是赖，求公加之意而已”。

与谭嗣同等朋友相处时，梁启超对他们很有信心。梁后来回忆起与谭嗣同、夏曾佑等人一起读书、切磋学问时，他说他们曾天天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因学问争论而对吵起来，每天至少吵个一两次，但吵的结果，最后都是以一方被另一方说服为结尾，并取得了意见上的一致。这种因怀抱共同理想、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坦诚相对和争辩的氛围，至今仍令人向往。

1898年政变前夕，谭嗣同毫无畏惧地面对即将到来的追捕。谭嗣同一方面建议梁启超先逃往日本，另一方面又把所有的作品和信件都托付给他，可见他对梁启超的信任。据说谭嗣同在与梁逃往日本之前不可能死，但谭说：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今读此一言，不禁对谭之浩然正气肃然起敬。

书中还记述了近代一些重要人物与梁启超有许多交集，或交往，或合作，或相通，或相亲。与其说是在通过其他人丰满了梁启超的个人历程，不如说是借梁启超之主轴，详尽描绘了近代中国复杂而又宏大宽广的历史场景。

家国情怀

有人曾问李克强总理从政以来他有着怎样的情怀，***答说：“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对于梁启超而言，他的家国情怀最早应**于孔子思想的影响。

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儒学之流，他认为那些把孔子之言当做教条的人，实际并没有抓到精髓，真正的精髓是“学孔子者，当学其舍身弃名以救天下明矣。”这便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梁启超认为，这种责任感是孔孟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儒家两千年来抛弃的东西。

当梁启超的家国情怀碰上国家民族危亡的时日，他尽管内心彷徨挣扎，但行动上仍然艰难求索，力求找到国家富强之路。他认为，当时中国被日本欺负的根本原因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梁大声疾呼：

“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想来对国民灵魂的改造，梁比鲁迅要走在前面，而且身体力行的广度和深度，也让后人难以匹及。

如果我们能够把握梁启超不变的家与国情怀的核心，久不难理解他为何在大起大落中如此多变。梁启超的多变，有时是他内心矛盾的产物，有时是适应形势变化的结果，有时是一时权衡利弊的妥协。当然，不能说因为康有为一直那么“固执”，所以他的爱国心就比梁启超少几分。

有时，我们难以去界定每一个人的孰是孰非。如果非要作个对比，那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康有为而言，由于他坚守孔教及君主立宪，且自己独创教派，于是对于其他的思想理论，接受得较少。同样，而梁由于前后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思潮影响，加上“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著），故其立场有多次变化，也是自然而然之事。

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评价梁启超说：“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是的，为了能够救国新民，梁启超不惜否定过去的自己，不惜与老师立场对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呼号，更不惜与一切世俗眼光正面挑战。

他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

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

”读罢《梁启超传》，我不禁陷入了思考的漩涡：梁任公的少年中国梦，那个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的梦想，我们何时能最终实现？此时，我想我的回答便是“实践”二字，而实践的主体是我们广大的年轻一辈。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虽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殊途是同归的。晚清维新志士何其悲壮，谭嗣同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康有为的“天下大同”，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梦”，等等。虽然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局限，但都无不将自己的所学所识和盘托出、奋力一搏，其志其情，其言其行，难得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得失与成败吗？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反之，大家共同努力，民族才会好，国家才会好。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是时代的缔造者，都是历史的创造者，说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愿与诸君共勉。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4

以前上历史课学过“公车上书”，梁启超是这次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在中国历史上，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于梁启超为什么可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想肯定和他的家庭有关。

在这本书的开头就直接说了：凡是卓越的天才人物，一定有他超拔脱俗的、不同凡响之处。而在他的幼年，也一定会有启发引导他的人，培养他，爱护他，不使他中途夭折，直到长成参天大树。开出绚烂无比的花朵，结出硕大无朋的果实。

在梁的成长中有三个人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是他的祖父，二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就是他的母亲。正是他们，呵护他、培养他、教育他，让他度过了幸福的少年。梁启超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他出生在广东的一个小渔村，跟着祖父一起生活了十九年，通过祖父的言传身教，他考上了中国科举有史以来难得一见的“童子秀”。并且在后来得到了地方官员的赏识，但是他有独立的思想。看到国人受苦的情况下，他急切希望改革政治。并在随后的岁月中一直致力于改革。

因为良好的.教育和他的聪明，在之后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在袁世凯称帝后强烈批评。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各种辉煌的事迹。

读完《梁启超传》我深深敬佩梁启超，在国家危难的时候积极站出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些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是因为有了梁启超这样的人我们今天才能有幸福的生活。我感觉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应当注意自身修养。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5

后世之人评价李鸿章，似乎两极分化了。说他是伟人的人没看到他欺骗担保人，私杀降将的小人行为；说他是恶人的人似乎也忘了他在签《马关条约》前遭刺杀后痛的快昏死过去时说的话“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此血所以报国也。

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我认为，后世的那些轻易贬低或褒奖他评论家们根本就没有真正了解李鸿章，或者说，他们没有全免地看待他。

李鸿章在七十八年间建立了那么多丰功伟绩，经理了如此多风风雨雨，“我们不是在与中国打仗，我们是在与李鸿章一人对抗！”某西方报纸在甲午战争时如是评论。这样的人生，是绝无法用一个字，一个词轻易概括的。

李鸿章早已辞世，我认为争论他的好坏真的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们能做到，大概也只有以公平之心看待他的过失与才干了。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6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抬头一看，回首今年的时光，在高考的重压和考后的疯狂放松下，我似乎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能安心阅读文学书籍，更不用说历史传记了。正好借着现代史的这门课程，我静下心来读了这本《李鸿章传》，很有感触。

以前，对李鸿章没什么特别的了解，只是在高中时的历史老师总是拿李鸿章的事不断调侃，自然对他是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同样是一代名家的梁启超，却将他和诸葛亮、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作对比，给了他高度的评价，那他到底是一名什么样的人，在书中给了我们答案。

由于此书是文言文书写，读起来甚为不畅，理解有不正确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李鸿章被梁启超认为是有苏秦张仪之辩才的外交家，但是作为动乱时代的不幸的中国晚晴大臣，在中国缺乏强大的国家实力的条件下，他在外交上不得不用不断的妥协来谋求国家的安宁。只有自己的国家强大，才能在外国人面前挺直腰杆，在今天依然如此，更何况是在那个弱肉强食被放大到极致的时代，如果我是李鸿章，这也必然是我的无奈之举，但是大多数国人并不考虑这种种不利，往往将这种过错一味的安在李鸿章的头上，我实在是为李鸿章可惜。

但是，梁启超也客观的说道，李鸿章的外交方式有可取之处，也存在拘泥于此而不敢有所突破的情况，以至于出现不败而败的惨事。但是，李鸿章不能主导整个中国的行政大事，即使他对洋务运动倾注了满腔热血，力图改变中国国运，但是往往遭受力量的牵绊，有志而不得果。同样，签订**条约不过是太后的意愿。李鸿章只是一个盾牌，以阻止国家的人口滥用。他能做的只是尽量减少中国的损失。

李鸿章和众多洋务大臣办洋务运动，起初也是为了消灭太平军，而近代以来，外患不断，必须加强军事装备，以备国防。故而办起了以军工为主的重工业，这使中国近代海防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行列，但洋务运动没有采取西方制度，生产效率低下，后来因为军事洋务没有足够的军费，被迫开展经济洋务，从而把洋务运动推向高潮。西方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引进，使中国重新认识了世界，并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重视西方文化。

但是，这场应该由全国参与的运动，并没有使大多数中国人对世界形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许多保守派仍然不愿改革。这样洋务运动步履维艰，李鸿章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为进步的改革者，但他的改革却是小心翼翼，进展十分缓慢。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褒贬表明，李鸿章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小偷，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民族英雄。他对中国的进步有贡献，兴办了洋务运动，让中国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身在腐朽官场，机构的腐败不能让他摆脱**，无论是他的震惊的**记录，还是无奈的外交业绩，还是洋务运动的呕心沥血，都不能让我们片面的评价这样的富有正义的历史人物。

今天，我感觉，简单的说李鸿章是**贼十分情绪化，尽管面对当时国家，民族遭遇的危难，李鸿章身为朝廷重臣，脱不了干系，但是，也应该从历史背景来客观评价。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批评说的特别好，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本质，不通晓世界发展趋势，不懂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威名远播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的皮毛，取水却忘记寻找源头，便安于现状，更靠着一点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的大政治家相抗衡，让出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绪论：第八段）

此外，梁启超先生在书中也分析了自己失败的原因，一般是因为有人在背后，他要承担另一半的责任。在他的职责中，一般是不正当的是用，另一半是他自己的意见。他对曾经的老部下念旧情，同富贵，让他们相互推荐，占据许多重要的岗位，委以重任，去不看他们适不适合这个岗位，以至于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机会搞坏，贻误大局。这就是当时统治阶级的腐败。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多少好事或坏时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书中，梁启超教了我们看待历史的态度，至今还对绪论中的深刻话语印象深刻，“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在此，我深刻地感受到梁启超先生的优美文笔，也同样感受到身为后人，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要主观臆断，根据它所处的历史背景来评判，只有庸人才会没有赞誉与谩骂，而伟人必是伴随着批评与赞誉一路走来。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7

人是一种社会产品，人的身份和价值体现在社会关系中。梁启超这样素描，不成问题。然而，纠结的时，人物之间的时代难免重叠。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可能会在人物之间的关系中逐一失去基本的存在感。此外，由于所涉及的人物不同，同一时期的不同事件可能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中。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这种方法的弱点。

若是提前展开，难免抢了别人的风采。但放到后面再谈，恐怕不把前事叙述一遍，读者是需要往回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感觉这本书内容总是重复。

前因后果，事出有因，这写作的规律终究逃不过去的。况且明明是写梁启超与某某人，行文却经常撇下一个不表，而只提另外一个。以至于搭档上场时，有关公见秦琼之感。

因此，能否接受这种写法，关键还是看个人的阅读感受与背景知识基础。

接下来说说优点。

评价一本书，可读性是一个要点，但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可读性是第二个维度。在这个维度上，《梁启超传》值得充分的肯定。

世人对梁启超的认识形形色色，却无外乎“君主立宪”、“教子有方”两个刻板印象。通过对史实的介绍和适当的分析，作者为梁启超摘掉了第一个面具。

客观上说，梁启超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让他有机会参与思想的启蒙并成为中国伏尔泰一类的人物；另一方面，也让他有机会去参与实践，虽然都以失败告终，却终究告诉了我们，民主之路的坎坷。他若早生，则无实践的机会，他若晚生，是否会成为革命志士或者民主先锋都难以确定。

梁启超一生追求的根本不是君主立宪制，而是以议会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的完善，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这两个听起来差别不大，但实际上，它们让梁启超在世人心中的面目难以辨认。过去读历史教科书时，我以为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南海先生抱着光绪皇帝，要立宪法。

把梁启超这位过渡时期的巨擎，简单的规划到了君主立宪的阵营中。即使不谈流亡日本前期，梁氏的一副革命派作风。即使是回归改良之后，他在护国运动中，与其弟子蔡锷一手促成的两省出兵这讨袁，最终点燃了运动的燎原之势，也足可以证明其政治上的复杂性。

梁启超的政治理想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国家制度。他所追求的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善的政治上层建筑，实现国家的预期繁荣。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联邦议会，每一次变革都迫使他做出变革，但从未动摇过自己的最终目标。

“文字收工时，世界革命潮”，从思想启蒙的角度看，梁启超为首的思想启蒙者奠定了中国20世纪初社会革命的思想基础。现在我们谈论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绝不会忘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绝不会绕过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大师。与欧洲相对渐进的革命发展史不同，中国的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交织在一起。

而在夹杂之中，如梁氏一般，保留着清醒思考的人却并不多。他和旧式立宪派一样，反对激进变革，认为激进革命带来的民主不是多数人的民主，而是多数人的专制。中国此后百年的发展，无不证明了先贤的远见。

从戊戌变法开始，到护法运动结束，期间中国经历的种种大事，其背后都有梁氏的影子，不敢带有阴谋论的说起是幕后黑手，但至少他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在政治上的亲力亲为，都间接或直接的影响了这些事件的发展，从而塑造了中国近代纷繁复杂的历史。梁启超一生都在追求**的理想，至今仍在继续。

只是不知道，这种延续，是否还值得我们去骄傲。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中国近代历史”。在关于本书的种种介绍中，唯有这一句，光芒闪耀。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8

《梁启超传》是2012年9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本书共计110万字，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梁启超及其家庭，学习、工作、人际交往情形，再现了当时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作者本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资料，宁可放弃，绝不妄言”的精神，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孙中山、胡适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以梁启超为中心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的历程。

本书的撰写很有特点，没有用教科书式的编年体，而是从梁启超的童年经历和家庭教育，梁启超和他的朋友、学生相关事迹来写，脉络依然清晰，本书以梁启超和康有为、孙中山、胡适等人的联系展开叙述，让我们清晰的了解了每位伟人的各自故事和经历，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青年的追求、迷茫、困惑与理想，但在事件的理解方面容易让我这种对历史不清晰的人一知半解，书的内容也因为大量引用梁启超的古文著作，显得太专业、学术味道过重，我本来看书就慢，每句话都要看的清清楚楚，文章篇幅又很长，看完全书实在是一次修炼。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第一次了解梁启超是初中历史书上维新变法中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梁”，后来就是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富有激情的文章，只知他是一位伟人，却不知他因何伟大，我带着了解中国近代史的目的来读这本书，但还是想从梁启超来写，下面谈几点自己的浅见。

关于梁启超的教育理念：讲义理重名节，内圣外王。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半耕半读的书香世家，其祖父和父亲皆是教书先生，因此当时家里良好的书香氛围和严厉的家庭教育对他一生的成长、还有对孩子的教育都起着深刻的影响作用。无论是祖父梁维清的言传身教还是父亲梁宝瑛和母亲郑夫人的淑身济物，都是在用心进行亲子教育，父亲虽是一个普通的村里教书先生，但他不辞辛劳的感化民风，帮助茶坑村民戒赌，带着孩子化解村民间的械斗世仇，是为仁，祖父经常带他亲临古战场忠烈就义之所，讲述亡宋将士事迹，讲到激烈处愤恨不已，“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画面跃然纸上，是为义，都体现出了梁家深厚的儒家思想，为梁启超的教育理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对待教育，无论是家教还是社会教育，他认为首先要启迪民智，知识教育是很重要，但不是第一位，最重要的是一个人道德情操的培养，“一个人成为了人，有的知识越多越好，一个人没有成为人，有的知识却是越少越好”。他对孩子的教育特别重视，尽可能的为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营造一个良好家庭环境，对每个孩子的特点和个性都进行认真的分析，教育孩子要把自己所学知识学以致用，用来报效祖国，培养出“一门三院士”“满门俊秀”，即使孩子都不在身边时也经常书信沟通，为孩子的事业婚姻出谋划策，开明的同时给予引导，把父亲的角色做的面面俱到。

关于梁启超的生平所为：以天下为己任。1895年，清王朝靠洋务运动求强致富的中兴美梦化为泡影，耗费巨资建立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的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如李鸿章所说“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早年追随师父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乃至维新变法，他认为只有变法才能改变旧中国的落后，才能为中国求得富强，后来变法失败逃亡到日本，仍在写文章企图唤醒国人，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梁启超作为最早接触到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敢于践行理念的勇气一次次触动社会的神经，他的每一次振臂高呼都牵动着大众的神经，作为近代中国的思想领袖人物，他在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上的作用是令人叹服的，作为一位学术大师，他无疑为中国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组织公车上书、参与戊戌变法、办时务学堂、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搞启蒙、传回引燃五四运动火种，梁启超的一生都满怀赤子少年心，苦苦探寻着关于救国与强民、自由与法制、东方与西方、教育与学术等问题，不断为时代进步与国家存亡上下求索。

关于梁启超的历史评价：对错皆由心。关于梁启超的评价有很多版本，褒贬不一，作者撰写这本书也有为梁启超正名的意图，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中最多的指责就是梁启超的“善变”，特别是思想倾向上，基本上有着这么几大阶段：办报社启蒙——维新变法改革——倾向暴力革命——保皇并试图勤王——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拥袁而反袁护国——专注学问与社会教育。其实梁启超对于自己的“善变”早有认识，他认为：“变是因学识层累叠进”，他的“变”并不是变宗旨、变目的，变的是方法，是“随时与境而变”，，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不惜“屡变”，他不变的是矢志不渝的爱国之情。（刘天翔）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9

每每读到近代史时，沉重的苦难，屡次的战败和众多不平等条约，无不使我义愤填膺，心绪难平。在近代中国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鸿章。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教学中，李鸿章被国人唾骂，其“汉奸”、“卖国贼”的形象在众人心中仿佛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后来，我看到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却和我们过去认识中的卖国者大相径庭。爱国还是卖国？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诸种疑窦在我心中沉积良久。直到我读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梁启超先生特别注重给当代人物作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点，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启超便立即为他作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李鸿章传》，成为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

全书提纲挈领的概括了李鸿章一生重要的活动，分述“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章节。梁启超在绪论中自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同于中国传统传记“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李鸿章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行文夹叙夹议的风格，实创始于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通读全书，在讲述李鸿章的生平时，文中的议论常常让我拍案称奇，啧啧不已。

陈寅恪在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时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段话提醒了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设身处地的去评价人物，这样就不会有失偏颇。梁启超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他为李鸿章作传，却处处以“公平之心”,“多为解免之言，颇与俗论异同”,如李鸿章之签订《马关条约》，世人皆骂李为秦桧、张邦昌，对此，梁启超指出：“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如何矣？”这种不存私见、褒贬分明、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一位史家的史德和史实。

所以评价李鸿章，应该对李鸿章所居之国，所生之时代有充分的了解。()李鸿章所居者，是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家，是专制政体达到最顶峰的'时代。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但是实际上，李鸿章不同于以武功而为权臣之曹操、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也不同于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等。从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但是清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同治中兴以来的军机大臣，几无汉人真执政者。故“李鸿章之地位，……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微庐州府合肥县人。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正月五日，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李鸿章初生之时，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拿破仑病逝于孤岛。工业革命热火朝天，苏伊士运河成功开凿，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西方诸强不复相互侵蚀，而将目光投入东方。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和西方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古往今来，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道光、咸丰以后，官场腐败，赋税沉重，外敌入侵，内乱丛生。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揭竿而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亦因之而起。

李鸿章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所练淮军亦脱胎于湘军。“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李鸿章年轻时曾作一诗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豪情满怀，志向远大，誓要青史留名。新塘桥大捷，淮军威名大振，后苏州乃至金陵克复，李鸿章因戡乱之功而声名鹊起。后又应承曾国藩坚壁清野既定之策而平定捻军之乱，“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

李鸿章一生有二十余年的事业寄托于“洋务”,世人责之深，关之切也在洋务一事。西方之坚船利炮强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列强环伺，中国成砧板上瓜分之鱼肉，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有魏源《海国图志》中谈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洋务派关切之重点在于学习西方先进之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梁启超在书中论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而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李鸿章所办洋务不出两端，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梁启超下一结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称：“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也矣。”李鸿章关切国家前途命运之变化，认识到了“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然而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李鸿章的历史局限性在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因此，梁启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进而叹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饱受世人诟病莫过于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奇耻大辱，举国震惊，李鸿章以“卖国贼”之罪名被国人唾骂不止。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种种，而外交上的失败不可不特别注意。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朝鲜本为藩属国，而日本却获得了朝鲜事务上的同等权利，确实不可思议。此为李鸿章失机之第一事。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之乱，李鸿章听信袁世凯之怂恿，调直隶提督叶志超怀勇千五百向牙山，并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初十，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而后的局势愈发被动。“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而“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寄托于英俄两国的外交调停。耽搁数日，战备不足，到五月下旬，日本在韩境者已万余人矣。临时战备，敌人早已占据有利之战略位置，主客易位，两军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可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北洋水师军备废弛，指挥落后，军舰数量、航速、炮速及炮弹质量实不及日军。李鸿章明知不敌，故而避战，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然而战机早已延误，战备实难准备。甲午惨败，“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声矣。”

西方将李鸿章比为“东方之俾斯麦”,赞其为大手段之外交家。然而梁启超却反称其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也。”他这样论道：“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李鸿章的外交手段沿袭战国时纵横家的惯用伎俩，借力打力，“以夷制夷”.然而，西方列强如一丘之貉也，可见弱国无外交。谈及李鸿章外交轶事，梁启超这样记叙：“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这段话读起来确有几分讽刺味道，可见国人之劣根性，阿Q之精神胜利法一时很难摒除。

后面又谈到：“李鸿章生平最遗恨一事，曰未掌文衡。”这里文衡即指学衡，也就是说，李鸿章自觉最遗憾的事居然是没有当过科举的考官，可见科举流毒之深。梁启超在书的结尾处把李鸿章同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麦、格兰斯顿、爹亚士（Thiers）、井伊直弼、伊藤博文一一比较，对李鸿章一生之人品和学识作出总结：“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有一诗传为李鸿章临终所作：“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在他弥留之际，还有俄国使节威逼他在密约上签字。呜呼哀哉！在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较时，梁启超议论道：“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李鸿章在这样一个专制达到极点的时代，着实难有大作为，乃至其本人自嘲为大清一裱糊匠，也是可以略窥其心境的了。

因此，欲知真实的李鸿章，客观公正评价一人物，需设身处地，把他放在当时的时代和环境中去，不可厚今薄古。而和他处在同一时代的人的评价，往往可信之处居多。当然，这得摒除个人的感情倾向，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值得仔细品读，再三体会。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10

寻觅于饮冰室，在长慧琼花间漫步，我仿佛看见，走出这份情感飞动的时空隧道，一个死去的伟人和他蒙尘的思想正在复活。

-----题记

我第一次见到梁启超先生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骄傲，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人物。变法失败后，跟康有为逃往国外，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则做到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无耻是梁启超先生的第一印象。

再识梁启超先生，是因**一代才女林徽因先生。喜欢林先生，因她的风华绝代，因她的才华横溢，因她对感情的冷静理智，还因与丈夫梁思成的相濡以沫。所以我想多了解一下他的父亲梁启超先生。我渐渐走近梁启超先生，发现许多可爱的地方。

温暖的心是梁启超先生的第二印象。

今年寒假，细细品完厚厚的《梁启超传》，我真切地认识了这一代宗师。感谢作者徐刚先生，用梁启超先生的“钩沉法”钩出了散见于千百万文字中，安详平静地蛰伏着的梁启超先生的音容，复活了这位伟人和他蒙尘的思想。

他两岁就开始读书，也就是说，他被祖父视为神童；十二岁中秀才，求得广东学政史为祖父亲撰贺寿联；十七岁时，他追随康有为，专心学习，著书救世；在四年的学习中，我遇到了佛教徒夏惠卿和提倡仁爱的谭嗣同，成为了我一生的朋友；二十三岁，统领《时务报》笔政，冲决封建罗网的思想，独具一格的酣畅淋漓的新文体，一时四海之内无不说《时务报》，无不知梁启超；甲午败绩，割地赔款，维新变法助光绪推动新政；变法失败，东渡扶桑，如谭嗣同所言：“兄远游，风雨兼程，不为苟且而为明日只想。”；十年日本亡命生涯，而立之年的梁启超先生的思想和学术臻于成熟，创办的《新民丛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迷人的梁启超。

梁启超先生重新提出教育为本、教育立国的方针，并明确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民智不开”之故。此时诞生的《少年中国说》，寄托了梁启超先生萦绕在心头的少年中国梦。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善鸣者，梁启超也；为实现维新强国之梦，身为袁氏党魁，从国计民生着想，进行了金融币制改革，贡献了巨大而独特的近代财政思想。

袁世凯欺瞒天下，意欲恢复帝制，梁公拍案而起，如椽大笔一挥，轰然震响传诵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令京都民情腾沸！紧急时刻，自任护国双帅，运筹帷幄于上海，携手爱徒蔡锷取得了护国战争的胜利，时人纷纷赞叹：“功莫大焉！

梁任公！”；时局混乱，任公走下政治舞台，潜心修学，文学、哲学、佛学、教育学、政治学、财经学、新闻学、图书馆学，毕生的学术成就涉及到关乎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向世人后代贡献了伟大的文化财富，直至驾鹤不归。

任公是世界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是伟大的评论家、传记家，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更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任公提出“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他说：“物质生活不过为维持精神生活之一种手段，决不能以占人生问题之主位。

物质生活应限于精神生活的发展。物质生活太丰富，预防不了，时间太短，预防不了。应使人人皆为不丰不缺的平均享用，以助精神生活以自由向上。

”先生又提出“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他说：“‘一炉同铸一型’的社会是要不得的，社会对个性的影响却不能小视，在恶社会下，则良的个性殆。”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仍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说任公是伟大的教育家，不仅仅是因为先生对膝下的九个儿女的成长倾注了无限的爱和正确的引导，为国家和社会奉献了九个伟大的人才。更何况陈先生的教育思想，即使历经百年，仍值得我们借鉴。任公认为“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个方面。

知教育要教人不乱，情教育要教人不忧，意教育要教人不惧。并解释到所谓“智者不惑”的必要条件，是具有“常识和学识的总体智慧”。读到这里，我不禁惊叹于任公的洞察力。他只知道生活的常识，但心里没有墨水。人类社会如何发展？

但只从课本上学到了五车的知识，却对生活常识一无所知，这不是傻书呆子吗？只有掌握常识和知识的普遍智慧才能称为智者。任公认为，教育也要教人无忧无虑，形成正确的人生观；教人养“浩然正气”，做到勇者不惧。

任公每次给学子演讲，几乎都是大声疾呼：“诸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得到些片断的知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呀。

”与我们今天重视的“品格根基教育”真是一脉相承。任公把“情育和意育”化身为“爱先生和美先生”，有之，得大义凛然；无之，生暴戾**；有之，为清廉诚信；无之，则腐败**。任公发明的“爱先生”、“美先生”，衡量时下，与国家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新意义，不若惊雷闪电乎？

任公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任公这个人是除了思想、情操、才学之外，连同躯壳都想奉献出来的人，病重期间整理《辛稼轩年谱》，写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时就病重住院，如椽之笔轰然倒下，再也没有扶起来。任公对稼轩先生的评价不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吗？

梁启超、梁任公、梁先生、云山苍苍仓、江水大、风先生、山河长。我仿佛看见先生的背影，一袭长袍，清瘦矍铄，风貌高古，眺望着远方……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11

读完某一作品后，你有什么领悟呢？为此需要认真地写一写读后感了。千万不能认为读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梁启超传》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看完一本书和看完一场球，一场电影的感受有时候很像。精彩的比赛和电影，看完之后恨不得立刻就和旁人谈起，讨论进球的精彩又或情节的跌宕。倘若比赛乏善可陈，电影不痛不痒，则看过之后，仿佛走过上班的路、刷完睡前的牙一般，你若不问，我便不再提起，好似寻常往事一般没了意义。实在不幸，赶上了臭脚一群，矫揉一班，则避之不及，恨不得从未看过，绝不提起，仿佛告诉别人浪费的这时间，让听者拿去。

或许这算是自己的一个说辞，以至于迟了这么久才来写《梁启超传》读后感，不觉得惭愧。然而书与球，与电影不同在于，耗费了那么久，不留下些什么是万万不能的，也是千万不可的。

幸好之前断断续续的记录了一些感受。才不至于把这本书直接还给作者。

先说说缺点。

自己的感受，这是一本详实有余，深度不足的书。作者博采众家，却未能升华出什么境界。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就事论事的发些感慨做些总结。加之大量直接摘录资料原文，却少有详解，清末民初的古文生涩虽不至难以理解，却也实在使人疲于持续招架。本来读书的时间就很有限，更不愿意陷入一字一字的理解泥潭中。书籍的序言中，评价他是采用梁启超的时务文体写成，通篇读下来，才发现时务文体的内容确实不少，只是都源于引用。作者还是实实在在的采用白话文。上下两册，洋洋洒洒上百页，耐读性不高。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抛弃了传记作品常用的编年体，而采用人物关系区分章节。如梁启超与黄遵宪，梁启超与袁世凯等等，反过来看，也算是刻画了清末明初的名流政客种种，只不过用梁启超签了桥搭了线。不知道算不算是搭车版的纪传体。这种设计天然的就是争议点。能看出梁启超与种种人物，是按照年代的进程撰写的，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民国初立——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五四运动。所以前有康有为，黄宗宪等等立宪人物，中间安排了章太炎、袁世凯等19xx年前后的人物、后面则是蒋百里、胡适、徐志摩众生。每个章节集中在两个人的关系之间的，自然也是响应时期梁启超的主要思想与行为。

人是社会产物，人的身份与价值体现在社会关系之中，用这种方法勾勒的梁启超算不上问题。然而纠结在于，人物之间的时代难免重叠，若是不了解这段历史，恐怕会在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关系中，丧失了基本的存在感。而且同一时期的不同事件，可能因为涉及人物的不同，而呈现于不同的章节中，二者间的关联解释，是这种方法的弱点。若是提前展开，难免抢了别人的风采。但放到后面再谈，恐怕不把前事叙述一遍，读者是需要往回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感觉这本书内容总是重复。前因后果，事出有因，这写作的规律终究逃不过去的。况且明明是写梁启超与某某人，行文却经常撇下一个不表，而只提另外一个。以至于搭档上场时，有关公见秦琼之感。因此，能否接受这种写法，关键还是看个人的阅读感受与背景知识基础。

接下来说说优点。

评价一本书，耐读性是一点，但绝非唯一，可读性是第二个维度。在这个维度上，《梁启超传》值得充分的肯定。

世人对梁启超的认识形形色色，却无外乎“君主立宪”、“教子有方”两个刻板印象。这本书的作者通过史实的介绍和适当的分析，为梁氏摘掉了第一个面具。

客观上说，梁启超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让他有机会参与思想的启蒙并成为中国伏尔泰一类的人物；另一方面，也让他有机会去参与实践，虽然都以失败告终，却终究告诉了我们，民主之路的坎坷。他若早生，则无实践的机会，他若晚生，是否会成为革命志士或者民主先锋都难以确定。

梁启超毕其一生，追求的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君主立宪，而是基于议会制的政体改良，从而实现国家***的理想。这二者听上去区别不大，实则却让梁启超在世人心中的面目难以辨识。过去看历史教科书，以为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南海先生一般，抱着光绪皇帝不放，非要这个主子立宪不可。把梁启超这位过渡时期的巨擎，简单的规划到了君主立宪的阵营中。即使不谈流亡日本前期，梁氏的一副革命派作风。即使是回归改良之后，他在护国运动中，与其弟子蔡锷一手促成的两省出兵这讨袁，最终点燃了运动的燎原之势，也足可以证明其政治上的复杂性。梁氏的政治理想并不局限特定的国体中，他追求的是在原有基础上，通过改良，建立完善的政治上层建筑，从而实现期待的国家富强。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联邦议会，每次变革都迫使他做出改变，却从未动摇他最终的目标。

“文字收工时，世界革命潮”，从思想启蒙的角度看，梁启超为首的思想启蒙者奠定了中国20世纪初社会革命的.思想基础。如今当我们谈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绝不会忘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绝不会绕开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一类的启蒙大家。与欧洲相对渐进的革命发展历史不同，中国的思想启蒙是与政治变革夹杂在一起的。而在夹杂之中，如梁氏一般，保留着清醒思考的人却并不多。他和老派立宪者一样，反对激进的变革，认为在中国民智未开的情况下，激进革命带来的绝非多数人的民主，而是多数人的专制。中国此后百年的发展，无不证明了先贤的远见。

从戊戌变法开始，到护法运动结束，期间中国经历的种种大事，其背后都有梁氏的影子，不敢带有阴谋论的说起是幕后黑手，但至少他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在政治上的亲力亲为，都间接或直接的影响了这些事件的发展，从而塑造了中国近代纷繁复杂的历史。毕其一生，梁启超都在追求***，这一理想如今依旧延续。

只是不知道，这种延续，是否还值得我们去骄傲。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中国近代历史”。在关于本书的种种介绍中，唯有这一句，光芒闪耀。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12

梁启超，一个令无数才子神往的**才子，或许他已经成了才学巨佳，精通治世之思想的人的代称，读过解玺璋的《梁启超传》，自觉感触良多。其求学立志、修身治世等方面无不让我有所启发。

作者运用史家之笔法，将乃师的生平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背景之中来写，深刻展现了梁启超的觉醒与奋斗、抗争与失败，于情于理，入木三分，发人深剩梁启超所生于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内忧外患，乱象毕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堕入地狱的底层”。然而最可悲的还不在此，而在于当时道德的堕落、思想的颠倒和民智的固陋，堕入地狱的底层而不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梁氏师从康有为，率先睁开了眼睛，为挽狂澜于既倒，发动戊戌变法，创学会，办报纸，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然而，诚如梁氏后来所言，“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戊戌变法是次很不彻底的改革，依靠的是绝无寸柄的光绪帝，方行百日，即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扼杀。“我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全书在此慷慨悲歌之中戛然而止，余音袅袅，断人肝肠。

梁启超在湖南教书时，要求学生在春秋时期先读四书五经，但杨度否认了这一举动。梁启超强调，他们应该先有治国的志向，再去读经典。就我而言，我不同意这一举动？人若无志，终日混沌，又有何价值可言呢？只会沦为工具，被生活奴役的工具，有志，有追求，有想法，这才是人生，穷则立己，达则立天下，方是人生之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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